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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个农村女人和她睡过的五个男人

  女人叫王英,男人叫秋秋,他们摆的杂货摊就在我家楼下。上有老下有小的一家人,守着一个小摊维持生活,经济拮据,过得挺不容易。庸碌的日常之上,岁月平静流淌,在这之下,却满是时代的轮辙。这是一个令人心生顿塞的故事,理解它的最好方式,就是把它讲完。

  那年,王英从乡下来到重庆,定居在储奇门至今。她记得,来的那年是土地下放后的第二年, 1979年,她18岁。

  王英童年和少年的世界,那是一个由生产队、公社、大锅饭构成的世界。小学刚毕业,王英就被老妈催着每天出工,收工回来做家务,小小年纪,生产队里的各种农活就都干了一遍。还好,没几年,土地承包到户的政策就来了。王英家分的几亩地还争气,不用那么忙乎地侍候,从那一年起,就像村里家家户户那样,收获的粮食就够一家吃饱饭了。

  劳动力强的家庭,地里的活不够干,大家纷纷开始搞副业:有人打石头帮人盖房子,有人做木匠打家具,有人编蔑席,有人收购村里的鸡蛋,这些东西都卖到三十里远的重庆城。

  王英离开农村进城,是同村的王秀姐带的。她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,那么好的姐妹,多年以后,当王英不远几千里地跑到广州探望,王秀姐却无论如何都不愿再见她。

  王秀姐家承包了队上的堰塘,她的幺舅在重庆家俱四厂当伙食团长,王秀常送鱼去伙食团,这次,幺舅写信来要的鱼有点多,王秀姐就约了几个姐妹一起送去。

  接下来的一两年,王英随王秀或者的姐妹又往重庆城跑了几回,每回去,她都带些自家鸡下的蛋、自家地种的菜,在城里卖。

  有时候,卖完了东西,王英也不急着回家。她嘴甜,跟着王秀姐喊么舅,么舅管伙食团,人脉广,随便找个女工帮忙,就能在职工宿舍里让王英找到地儿住。

  秋秋是幺舅伙食团里的老小伙,当过知青,回城进的厂。用重庆话说,就是长得不是怎么“伸抖”,又显老,家庭条件也普通,所以,30岁了还没找到女朋友。

  一天,王英又来幺舅这儿蹭晚饭,工厂在食堂里,吃晚饭的职工本来就不多,王英来的时候,秋秋己经开始收拾厨房的锅盘碗灶了。

  这顿饭是秋秋招待王英吃的,又是鱼又是肉,外搭一钵炖鸡汤,两个小炒素菜。那个年代,算是非常丰盛了。秋秋还喝了点酒,两人话家常,说些农村种地收割、饲养家禽,谈得很是投机。

  储奇门十字路口拐弯下河边的公路旁,有个小公园,不知从那一年起,这里形成了一个“劳动力市场”,常有一些人来这里碰运气,等人挑选,去干杂活。重庆著名的体力劳动零工“棒棒军”,大约就是在这些地方兴起的。

  王英、王秀当不了“棒棒”,不过她们运气也很好。到了小公园没一会儿,就遇到两个在新华路摆摊的来找帮工。

  卖摇头电扇的小老板见王秀身体好,能扛货,选了王秀。年轻时的王英,杨柳眉,大眼睛,翘鼻粱,樱桃嘴,身段苗条,走路婀娜,长得很好看,卖港澳服装的老板找销售员,一眼相中了王英。

  “她住邮局巷,她表哥家,我就是她表哥,王英在重庆来耍,都住我屋头。”眼看谈好的工作就要黄了,秋秋过来解围。

  秋秋家让王英跟他妹妹住在一起,但因为妹妹已经谈了恋爱,后来也直接住到对方家里。王英在秋秋家等于是住的小单间。

  一年多以后,快到夏天的时候,王秀放弃了摆摊销售的工作,南下广州去了。村里的消息传说,广州那边的钱,比重庆还好挣,一同去的,还有王英的妹妹王珍等几个村里的姐妹。

  王英不想跑广州,一来妹妹已经去了,家中弟弟还小,父母都需要照顾,留在重庆,家里有个什么事情也能及时赶回去;二来,卖服装的李老板和老板娘对自己很好。当然,后来,这位李老板还会对王英更好。

  因为嘴甜,手快,人机灵又好看,以前一天只卖两三件的同款服装,王英能卖出十几件。李老板这里还管饭,王英也在老板家里做些洗衣、做饭的活儿,长此以往,李老板夫妻俩都对王英很有好感,称呼也变了,王英成为英妹儿,老板娘则为嫂子,老板也成了李哥。

  这天,王英回秋秋家有点早,秋秋也反常地早下班回家了,秋妈不在,说是秋秋妹要结婚,回潼南老家给亲戚们送喜糖去了。

  秋秋边吹嘘着厂里效益如何如何好,厂里卖家具一律凭票,“还要找轻工局的领导和厂一级的领导才能批,一般人搞都搞不到。”边从屋檐下的锅盆碗灶摆弄一些食物出来。

  秋秋边喝酒,边吹嘘厂里业务好,奖金多,自己虽然拿到二级工资了,可工资还是没得奖金多。说着从兜里掏出钱,数了100元,顺手就递给坐在小桌旁的王英:“去买件新衣服,买一件春秋衫嘛,毛料那种,等不到多久天就要凉快了。”

  推推嚷嚷间,秋秋的手触碰到王英的。王英连忙起身,转身回到了秋秋妹的房间。可秋秋也跟了进来,硬要把钱往王英怀里塞。王英使劲地推,推来推去,王英推的已经不是钱,而是秋秋扑上来的身体。气喘吁吁的秋秋满口酒气,那张蹉跎的脸让王英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。

  王英继续推打着,但最终也是无济于事。只得在心里安慰自己,在别人家住了一年多,也从来没有给过钱,就当交房租吧。

  秋秋上班是三班倒,但这并没有影响他欺负王英的兴致。王英不敢声张,生怕惊醒秋妈。但时间稍长,她反倒觉得秋妈已经知道了。

  “知道儿子欺负人,也不制止,这一家,啥子人些哟!”秋秋比王英大了十多岁,这位二十出头的乡下女孩只能把委屈憋在心底,她只能暂时寄住在这里,因为城里的房租是她每月工资的一半。

  她不再拒接秋秋给他钱花,不再拒绝秋秋和自己同床。尽管十分不情愿,在秋秋的社交圈,王英也承认自己是秋秋的女朋友。

  满足李哥夫妇生意和生活的需要,满足秋秋的身体需要,在摊位、李哥家、秋秋家三点一线地跑,是王英最初进城的那几年几乎全部的生活。

  可眼下,也只能一边牵挂村里的亲人,一边亡命般的帮李哥打拼挣钱,尽量把自己的工资存起来,希望改变未来的生活。

  李老板的生意有了进一步的发展,他与合伙人老范商量,把新华路的摊位转出去,另在重百大楼租了一排柜台。王英当了重百柜台的经理,这当然比不了城市老板们事业的突飞猛进。但从农村女孩到大城市百货商店的柜台经理,对王英的人生事业来说,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进步了。

  李老板和老范成为用私车代步的第一批重庆人,他们的司机兼保镖都是专业军人。“邓大人划圈的时候,我们没有搞醒豁(方言,清楚),没来得及去深圳发展,这回海南大开发了,我们去看看?”那时候,李老板的心思也活络了起来。

  老范近一米八的个子,30多岁的大汉,长得墩笃(重庆方言,壮实、帅气)。到了宾馆,两人各住一个房间,老范打电话联系业务,王英在另一个房间给王秀打电话,结果,对方关机了。

  第二天老范敲门,喊王英去陶陶居吃早茶,精致的粥、菜、点心,让王英大开眼界。老范的生意很快就谈完了,当天老范还带王英去越秀公园耍了一圈。

  王英大概知道妹妹在广州市郊外,公路旁一排排厂房组成的一个乡镇,发廊、饭馆、KTV比比皆是。王英独自上前问路,打听妹妹的具体住址。

  “是吗?哎呀,我没在家呀,昨天就出去了,好远呢,跟你说了的,我等几天空了来找你……”王珍的口气有些慌乱。

  “范哥,走,我们回去。”明白过来的王英坚决地指示着自己的这位同伴,心里难受和委屈仿佛压了块巨大的石头。

  回到市区宾馆,王英把自己关进房间不出门,老范敲门喊她下楼吃午饭也没应声。到吃完饭的时间,王英还是闭门不出。

  “干啥不行嘛,干这行,丢人现眼。”王英心里气不过,老范就在一旁劝酒。很快,王英就醉了,老范扶着她的腰,一起进了房间。第二天,两人整日都没有出来,饭也是让服务台送。

  老范很少来柜台。李老板也从海南回来了,他带回来的是公司发展大方向的抉择,同时也是王英命运的又一次关键抉择。

  服装已没有什么空间,新的商机是房地产。决定很快就做出了,服装清盘,注册建筑公司,老范留守重庆,老李带上营业执照副本闯海南。

  “你跟我几年了,你说,我对你好不好?”第二天,李老板在自己家以一种客气的语气跟自己的员工说着话,还递过来一杯水。

  “没,没发生什么……”面对老板的一句句追问,王英无力地否认,很快眼泪就流出来了,头埋得更低了。

  重百的柜台转给新老板那天,老李和老范一起带着他们请的9个员工,吃了顿散伙饭。吃饭的时候,大家以两个老板为中心,员工们各自公开表态站位,轮到王英时,她看看老李,再看看老范,然后又谁都不看,“我想留在重庆……”她对着讲话的是一个服务员。

  去海南之前,老李又找过王英,向她描绘着自己的未来图景:我已经在海口看好一块地了,也给开发区管委会和建设银行的相关领导谈好了,我只需投20%的钱,就能把那块地拿下,建行给我盖楼房,边盖边搞按揭卖房,我们在海南干几年,就真发了,就可以啥都不干,够吃他个几辈子了。

  “两个人住都住在一起了,也不办个证,你们不怕别个说,我这张老脸往那里搁。”秋妈这样的唠叨已经不是第一次。

  偶然间,王英又翻开过时的晚报,突然看见一小块广告,xx公司招聘人才,建筑专业本科以上若干,本科生以上文秘若干。

  结婚的决定,是秋秋跟几个在公社落户的知青哥们一起商量出来的。其中一个杨兄,在轻工局工作,秋秋进家具厂就是托了他的关系,玩音响也是他最在行。他们还制定了婚后的谋生计划,王英在秋秋附近的小学门口摆摊卖零食,这就是我家楼下那个经年零食摊的由来。

  王英第一回带个城里头的男人回家,家里招待还算热情,宰了只鸡,摆了一桌还算丰盛的菜,三叔、四姨、村长等几个老辈人陪客。

  “下午就给你们开证明,没得问题。”村长说,只是按规定,王英嫁出去后,她那份承包地队里要收回来。只是没人在意,这事倒也没再提过。

  秋秋比王英大了十几岁,但总算嫁了有城市户口的人,这场喜酒一定不能让人小瞧了,还得靠杨兄他们这帮兄弟撑场子。

  国庆假期后的第一个星期天,杨兄把大家召集一齐,作谁去买烟,哪种牌子,要多卖几条,酒由谁备等等,一切安排得有条不紊。

  秋秋的么舅从伙食团喊来的两个师傅,在院子边搭起了案板锅台。坐镇指挥这场婚宴的人包括秋秋幺舅、杨兄、王英村村长、一个镇干部,一拨“德高望重”的人坐在屋檐下,看村民们从自家屋里搬来桌子、板凳,王英婚礼这场坝坝宴,终于摆起来了。

  席桌上的话题慢慢地转到了生计安排上来,顶多,再聊聊村社经济发展的问题。这就是川渝地区历史悠久的平民社交沙龙:摆龙门阵。龙门阵下酒,亲友们个个尽兴而归。

  王珍跟杨兄有点过节,上次在重庆参加姐姐的婚礼,她的朋友曾被杨兄看不起,心里不快。这个时候,王珍便拿话来损姐夫。

  “跟我送姐的这件衣服差不多。”王珍装作很随意地说着话,“姐,你把这件衣服穿上试试看,不合身,就甩了。”

  “你这个当姐的,有恁个当姐的迈?珍儿好心好意给你买的这么贵的衣服还不要,你不要就不要嘛,吼啥子嘛吼。”王英妈妈站出来帮自己的小女儿说话了。

  “啥子嘛,你说啥子嘛,好心没得好报,二天你才晓得,粑粑是朗个烙糊的!”王珍也朝王英吼,毫不示弱。

  “果然杨兄说对了,自己干比帮李哥范哥他们打工挣的钱要多!”新娘王英的心里头总算踏实了,摊子就这样一天天地摆下去。

  一场春雨过后的下午,学生还未放学,王英坐在凳子上,看着路边水滩倒影中的蓝天白云。倒影里的白云,很奇怪,原本分离的两块白云合成了一块,又不声不响地脱落出来了一小块。云越飘越远。

  闲散的日子没多久,小摊子也开始麻烦不断:一会居委会大妈催她办执照,一会又有、卫生这些部门的人来吆喝。有时王英陪笑脸,装可怜还能混过去,有时秋秋托熟人,人家卖了账,没罚款也走了。但被免掉的罚单终究是少数,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

  又是杨兄帮了大忙,他通过关系找了街道上的领导,疏通了关系。在王英、秋秋在场的酒局上,面对这对市井小民的感恩戴德,街道领导连打哈哈:“为人民服务,都是为人民服务嘛。”

  有时新的执法人员来,不知情况,在王英的摊位前停下来,准备开罚单。傍边的老师就嘀咕:“这个莫要问。”并伸手朝上指一指。被权力庇护的感觉,令王英飘飘然。

  儿子小秋秋快三岁那年,一天,国企食堂职工秋秋回到家,耷拉着脑壳,一脸不高兴,王英只是以为奖金又发少了。近年来,秋秋的奖金都发得没以前多,但有王英的摊子挣钱,两口子也没觉得日子不好过。

  “乖,去,要你老汉抱抱。”王英对儿子小秋秋,小秋秋虽平时与父亲亲昵得不多,但听妈妈的话,小孩子扑过去抱他父亲的腿。

  九十年代,时代再次换挡,国企改制 ,下乡知青秋秋在享受了十几年国企工人的优厚待遇后,还是被买断了工龄。

  他一次性拿到了一万多块钱,但往后的日子都要指望王英这个摊子了。下岗国企职工秋秋身无长技,谋生苦难,靠着积蓄勉强度日。比妻子大十几岁的秋秋,显得越发地衰老了。而王英青春尚在,她还会再做很多的事情。

  秋秋决定选择买断工龄这一次,他再次召集了自己的兄弟们在游泳池商量,当初,他们就是在这里商量出结婚和摆摊过日子的办法。

  当天在游泳池,杨兄教王英游泳,没多久,王英开始频繁地与杨兄约会。这位曾经不耻于姐妹出卖肉体的天真女孩,这个曾经寄人篱下遭受、依靠雇主惨遭诱奸、付出感情却被玩弄抛弃的农村女人,又一次走上了这条路。

  王英不想离开储奇门,这个当初她来到城市的最初落脚点,不仅是感情,这里还是她这个没有知识、没有技能的农村女人赖以生存的根基。

  分房有两种,一种是位置偏远的安置房,一种是过渡房。王英的打算是,在新房子旁边搭一个临时的棚,照样做小摊生意。

  王英知道,领导的夫人和娃娃上班上学有点远,一般中午不回家,领导上班近,每天中午要回家去午休。所以她在与秋秋争论后的第二天中午,就去了领导家门前溜达,当然是一个人。

  “不得行,不得行,你们那里明明在搞拆迁,你还想搭违规建筑,搭个偏偏,啷个行嘛,不是我不愿帮忙,是这件事情帮不上忙,规划环保,根本就不会批。”领导表示为难。

  “那啷个办嘛,啷个办嘛,秋秋他两娘母没得工作,泥鳅又还这么小,我们啷个活嘛……”王英说话着就抽泣了起来。

  “别着急,别着急,我们不兴哭,眼泪从来就没有解决过问题。”领导拍着王英的肩,又捧住王英的脸帮她抚去泪水,“别哭了,让我们想想办法,想想办法。”顺便就把王英楼在了怀里……

  几天以后,邮局巷坎坎上那栋新房子旁边,堆起了一些砖瓦、河沙、水泥之类的建材,一间叫做社区文化室的小房子就利落地建了起来。在这间获得临时建筑许可证的文化室旁边,还留出了一个边长3米的不规则三角形地带,这里也是在临时建筑许可证画的图形以内的。

  秋秋被安排当文化室的保管员,管钥匙,但不领工资,那块文化室旁边的空地则成了这小两口的额外福利。他们在那里搭了一个棚子之类的建筑,就这样,日子又可以过下去了。

  老李在海南海口开发土地的首付不够,就用公司的名义向李嫂的银行贷了款。眼看着工程要收尾了,遇到宏观经济的调整,银根一紧缩,原本海口建设银行提供保障的资金链就断了。

  重庆注册的公司还不出重庆工商银行的,重庆公安的经侦部门一查:原来这家公司上亿的注册资本金有虚报,加上欠账不还,公司的法人代表老范就进去了,以罪被判了十年。

  两家人的房产都被没收,老李从海南回来后,租一间将要拆迁的小屋子住着,每天主要的事情,就是设法找钱给老范和李嫂“送饭”,老范和李嫂又不在一个地方服刑,够得老李两边跑,向两边监狱的看守警长陪笑脸。

  王英也回到了李哥的世界,在她的想法里,觉得那几年,李哥、范哥对自己还不错,尽管现在他们倒霉运了,但运气归运气,感情归感情,人要重情义才好。有时候,王英也会和李哥一起去看范哥、李嫂、范嫂。

  日子还在过。秋秋到了退休年龄,也开始领一月几百元的养老金。虽然被买断了工龄,但秋秋的养老金还是按照城镇职工水平的一定比例在交,也享受了一些政府对下岗工人的救助政策。

  从秋秋家吊脚楼那儿打地基的新房子也建设好了。秋秋家分了个60多平米的套间,秋妈在分房前一年去世了,套间归秋秋、王英、泥鳅一家三口住,他们觉得新房子住起蛮好的。秋秋在家里的地位也回来了。

  生活的裂缝终于大到难以遮掩的地步。就在秋秋满六十领退休金那年,老两口闹起了离婚。“少去管李哥、范嫂那些破事了,各人管管你自己的事情。”秋秋朝王英念叨。

  秋秋与王英之间的实力几乎再次回到王英刚来重庆时的水平,秋秋有房,有退休金,而王英则年老色衰,无根无据,无财无产。日子过不下去,王英出门,顺理成章。

  还是当年留在农村的一件断头事情挽救了他们的婚姻,挽救了王英。关于农村妇女王英的份地问题,当年,她嫁入城市,这个问题并没有完全弄清楚。

  秋秋所在的村子规划为两江新城区了,王英虽然嫁了城里人,但是户口并没有上到秋秋的城市户口上,也没有办过农转非。所以农村的地,应该还有她的一份。凭这一份地,王英可以得到不低于秋秋退休金的土地补偿金。这一点就足够让秋秋离婚的决心不是那样坚决了。

  几年来,他们常常回去问村长,向村长讨要王英该得的那一份,当年他俩结婚的时候村长说得向镇干部问政策。可是直到老村长去世,这个嫁到城里的人该在那里分地的政策还是没有问明白,村长就没有办法对王英把这事儿交代清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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